苏州技师学院

发表日期：2014-01-09    来源：苏州技师学院    浏览：3879次

2014年1月党员、教职工政治学习安排

2013年1月学习安排表

附件：

毛泽东与中国梦

　　[作者简介] 李君如(1947-)，男，浙江宁波人，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摘要] 任何脱离中国实际的梦想，都是无法实现的空想，都不是我们追求的符合天经地义的中国梦。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深刻批判不问政治的“幼稚的梦”、“学西方的迷梦”、资本主义救中国的“梦呓”、“左倾的纯主观的想头”等空想的“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一项充满科学精神的伟大事业，必须坚持从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必须克服悲观论点和急躁情绪，一定要以科学的态度来等待。

　　[关键词] 中国梦; 民族复兴; 科学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出和论述要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时候，明确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中国梦，凝聚和寄托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回顾历史，毛泽东和以他为代表的一代杰出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梦的实现作出的历史贡献是开创性的。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之际，回顾和研究毛泽东在中国梦问题上的基本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具有重大的意义。

　　中国梦不是空想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为了救亡和发展，各种各样的救国方案，彼此较量;各种各样的发展梦想，应运而生。从林则徐、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到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再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都在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振兴中华”的口号，最初就是孙中山提出的。

　　而且，这种民族复兴之梦，是一种具有广泛性的民族追求。1910年，一位出生在现今上海市青浦区的32岁青年作家陆士谔创作了一部幻想小说，题目就叫作《新中国》。他讲述了主人公陆云翔在醉梦中与妻子李友琴游览100年后上海举办的“万国博览会”的见闻。这件事反映的就是当年中国人的中国梦。

　　1932年11月，在全国享有盛誉的《东方杂志》发起过一场主题为“于1933年新年大家做一回好梦”的征文活动，征求两个问题的答案：(一)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二)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由此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征“梦”活动。1933年出版的《东方杂志》头两期，以大篇幅刊出了144人的“梦想”，其中包括柳亚子、巴金、邹韬奋、郁达夫、老舍、林语堂、梁漱溟、张申府、俞平伯、郑振铎、叶圣陶、张君劢、茅盾、胡秋原、曹聚仁、朱自清、周谷城、陶孟和、章乃器、周作人、徐悲鸿、杨杏佛、马相伯、李石岑、何思敬、洪深、张耀曾、谢冰莹、顾颉刚、罗文干、陈翰笙、施蛰存等大批人人熟知的知识分子。柳亚子梦想的未来中国是大同世界的一部分，“没有金钱，没有铁血，没有家庭，没有监狱，也没有宗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一切平等，一切自由”;谢冰莹说：“我梦见一个没有国界、没有民族、没有阶级区别的大同世界;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社会主义国家。”罗文干希望“政府能统一全国”，“土匪绝迹，外患消除，四民安居乐业”。施蛰存梦想的未来中国“是一个太平的国家，富足，强盛”。作为1930年代思想文化界的领军人物鲁迅没有参加这次梦想征文活动，但他看到《东方杂志》的征文专栏后，写下了一篇《听说梦》的杂文来谈自己的感想：“他们不是说，而是做，梦着将来，而致力于达到这样一种将来的现在。”

　　毛泽东从年轻时代开始，就胸怀大志，要为“改造中国和世界”[1]而奋斗。在他找到并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有了这一“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2-1]，把宏大的志向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与此同时，他注意到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中国梦，各个人有各个人的中国梦，并非所有的梦想都是合理的、正确的。

　　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对种种空想类型的“中国梦”作了深刻的批判。

　　――不问政治的“幼稚的梦”，不是我们的中国梦。自从中国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战败，怎么改变中国积年形成的落后挨打的局面，一代又一代爱国志士提出了“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各种各样的民族救亡和振兴的设想，有的还义无反顾地付诸行动。但是，实践使他们处处碰壁，要想不问足政治，不经过革命，不改变社会制度，就实现“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完全是一个难以圆满实现的空想。毛泽东在1945年党的七大指出：“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许多好心的教育家、科学家和学生们，他们埋头于自己的工作或学习，不问政治，自以为可以所学为国家服务，结果也化成了梦，一概幻灭了。这是好消息，这种幼稚的梦的幻灭，正是中国富强的起点。”[3]

　　――“学西方的迷梦”，不是我们的中国梦。长期以来，我们许多人以西方列强为参照物来设计和提出改变国家落后命运的种种设想，以为中国的前途就在“向西方学习”中。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描述了当年的情景。他说：“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特别是，“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毛泽东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2-2]。因此，一味“向西方学习”的梦，是一种“迷梦”，而不是我们要的中国梦。

　　――资本主义救中国的“梦呓”，不是我们的中国梦。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有一个声音：发展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中国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出路。一直到中国革命胜利的曙光已经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还有人主张走所谓的“第三条道路”。然而，辛亥革命的失败，已经告诉了人们，资本主义不能救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两种命运的决战，又告诉了人们，“第三条道路”走不通。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现在的世界潮流决定了“要在中国反帝反封建胜利之后，再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岂非是完全的梦呓?”[4-1]他在1947年还说过：“如果说，在一九四六年，在蒋介石统治下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中，还有一部分人怀着所谓第三条道路的想法，那末，在现在，这种想法已经破产了。”[5]

　　――“左”倾的“纯主观的想头”，不是我们的中国梦。在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内出现了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一次革命论”;在抗日战争中出现了“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观点;在解放战争时期又出现了由封建经济直接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民粹主义。这些“左”的观点，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都希望中国快一点发展到社会主义，实现我们的梦想。但是，由于它脱离了中国的基本国情，违背了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客观规律，都给党的事业带来了损失。毛泽东对此十分警惕，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已经指出，这是“纯主观的想头”，是“空想”[4-2]。在党的七大，他在阐述中国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这一问题时，尖锐地指出：“民粹主义在中国与我们党内的影响是很广大的。”他的结论是：“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6]

　　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深刻地告诉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各个阶级、各种人物会提出各种各样的理论、设想和方案，尽管他们都自以为可以拯救中国，可以发展中国，但梦想绝不是空想。任何脱离中国具体实际的梦想，要么是“幼稚的梦”，要么是“迷梦”，要么是“梦呓”，要么是“纯主观的想头”，都是无法实现的空想，都不是我们追求的符合天经地义的中国梦。

中国梦与进步人类的梦想

　　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一直面临着两大历史性课题，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我们所讲的中国梦，说到底，就是要解决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宏愿。但是，历史告诉我们，要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是一回事，用什么样的思想武器去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又是一回事。近代以来那么多的爱国志士苦苦求索，就是为了寻找到救亡和发展的真理。我们注意到，毛泽东之所以能够超越前人，是因为他在为中国梦而奋斗的时候，有其自己的思想优势。

　　毛泽东也经过各种各样的迷茫，信奉过各种各样的“主义”，但是在他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后，就再也没有动摇过。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最可贵的特点之一，就是有远大的理想、崇高的追求，坚定不移地为实现这一远大的理想、崇高的追求去奋斗，甚至愿意为此而牺牲自己的一切。对于马克思主义者的梦想，毛泽东称之为进步人类的梦想。他说过：“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曾经是世界上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人类千百年来的梦想。十月革命破天荒第一次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把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7]

　　与此同时，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人是“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人”[8]，中国共产党是在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过程中找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武器来运用的。因此，他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始终坚持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并且努力把马克思主义追求的进步人类的梦想与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中国梦历史地、真实地、具体地统一起来。

　　深入研究毛泽东的思想，我们可以注意到，毛泽东思考和分析问题，始终有两个密不可分的出发点：一是坚持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二是坚持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前一个出发点，是科学的出发点;后一个出发点，是价值出发点。这就使得毛泽东和以他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为实现这一中国梦而奋斗的时候，大大超越了他们的前人诸如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第一次把这一梦想变成了现实。

　　首先，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人类的梦想转化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实现社会主义的战略构想，提出了分阶段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一进步人类的梦想的思想。毛泽东说过：“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不能离开当前的实际条件。”[4-3]所谓“不能离开当前的实际条件”，就是他反复强调的要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强调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他说，这就是：“走历史必由之路”[9]。他指出，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就是要认识到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就意味着我们做任何决策都必须从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一根本利益出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提出的，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构想和战略目标，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因此，当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之际，他喊出的最震撼人心的历史最强音：“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10]

　　同时，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人类的梦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时候，始终认为中国人站立起来，仅仅是实现中国梦的第一步。毛泽东的梦想，是在通过革命扫清中国强盛的障碍后，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技、现代国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中国，一个强大而又可亲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一个通过自己艰苦奋斗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新中国。尽管毛泽东在领导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他提出的梦想一直在激励着中国人民，他领导下建立的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我们实现中国梦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始终有着一种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我们现在讲到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面临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这两大历史课题的时候，一般都说解决了前一个历史课题为解决后一个历史课题提供了政治前提和社会条件，毛泽东则讲过，如果后一个历史课题解决不好，我们仍然会“被开除球籍”。也就是说，后一个历史课题解决不好，还不能说前一个历史课题已经完全解决了。只有到这两个历史课题都解决了，才能够说我们实现了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应该讲，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是十分深刻的。

　　综上所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之奋斗不懈的中国梦，既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进步人类的梦想，也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崇高追求。

　实现中国梦必须克服悲观论点和急躁情绪

　　新中国的成立，中国人自豪地站立起来，既是全民族在实现中国梦的长期奋斗中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又为我们最后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创设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条件。但是，由于我国“一穷二白”，是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要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还要进行长期的艰苦奋斗。在这种情况下，在党内外就会出现急躁的情绪或悲观的论点，这对实现中国梦显然是不利的。怎么样克服来自党内的和党外的、来自“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是毛泽东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十分重视的问题。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已经提醒全党：“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全党讲明白。”[11-1]与此同时，他也告诫大家：“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对于中国经济复兴的悲观论点，没有任何的根据。”[11-2]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时候，既要克服悲观的论点，又不能急躁冒进，并不容易。经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曲折实践，毛泽东深有体会地说：“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12]

　　尽管党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对毛泽东领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作了全面的深刻的总结，但是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怎么克服悲观的论点和急躁的情绪，毛泽东自己对历史经验的许多认识依然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一是始终保持对国情的清醒认识，要准备遭受失败和挫折，要把理想实现的时间设想得长一些。回顾历史，我们在新中国建立之初，遇到许多困难包括群众的不满，有的干部开始消极悲观，有的干部不懂得做好工作转变人民群众对我们的不满，还要急躁地进行社会改革，毛泽东清醒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强调不要四面出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时期，我们在为实现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而奋斗的时候，到处都是热气腾腾，到处都是挑灯夜战，但由于我们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过高指标，最后伤害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1960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中说过：“我们说中国有进步，初步有些成就，但是并未根本改变中国的经济面貌。根本改变中国的经济面貌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13]这就是说，有了问题不能悲观失望，有了成绩不能昏了头脑，要清醒认识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在1962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14]就在这次会议上，他认为我国要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毛泽东的这一思考和总结，不仅来自对社会主义实践的总结，而且来自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总结，对于后人在实现中国梦以及制定阶段性奋斗目标的时候，是有普遍指导意义的。

　　二是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在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时候，更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调查研究，了解真实情况。在“大跃进”开始的时候，毛泽东提出了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口号。当实践证明这一口号带来极大危害性的时候，毛泽东指出：“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破除迷信以来，效力极大，敢想敢说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分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因此，他说：“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护。”[15]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关键在于要把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与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结合起来、统一起来。后来在初步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时，毛泽东自我批评说：“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做得很少了。”[16]针对这种情况，他一方面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方面亲自带领调研组南下做深入的调查研究。应该讲，当年的“大跃进”的出发点和热情是好的，是为了加快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是为了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但由于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适得其反。这一教训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依然应该牢记。

　　三是始终坚持正确处理可能性与现实性的辩证关系，不要把可能性的东西当作现实性的东西去追求。在毛泽东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时，他不仅对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意见，而且对于我们为什么在制定发展目标问题上会出现那么大的问题，作了比较深刻的思考。理想，梦想，都属于“可能性”的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可能性与现实性是一对范畴。在可能性的问题上，我们既不能把不可能性当作可能性，也不能把虚假的可能性当作现实的可能性。毛泽东在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教训时，指出：“可能性同现实性是两件东西，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虚假的可能性同现实的可能性又是两件东西，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头脑要冷又要热，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17]毛泽东的这一分析，强调了提出理想和奋斗目标要切合实际，不要提出不可能实现的奋斗目标，否则，把群众胃口吊高了，一旦做不到，群众就会有更大的不满、更多的埋怨，甚至会伤害群众的热情和积极性。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我们党在这方面的历史经验有深刻的认识，因此在提出为中国梦而奋斗的时候，特别强调要注意“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正确处理好理想与现实、理想与实干的关系，对于中国梦的实现，确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的这样的总结，还可以罗列很多很多，谨以这三点就可以使我们体会到，民族复兴必须克服悲观的论点和急躁的情绪，实现中国梦是一项充满科学精神的伟大事业，一定要以科学的态度来等待。

人才培养模式，单靠学校无法面对“钱学森之问”

记者赵婀娜

2013年11月14日08:24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原标题：五位教育管理者畅谈如何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找准新一轮教育改革突破口（教育视界）

　　刚刚闭幕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决策。教育，作为科技第一资源和人才第一力量有机结合的战略高地，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领域，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支点。

　　当前，教育事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也面临着深层次的体制制约和矛盾障碍，新的发展突破呼唤着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也要求我们聚焦新一轮改革突破口，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敢于担当，奋发有为。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全面深化改革，是涉及学校发展全局的改革。要切实把学校办学从以规模扩张为特征的外延式发展转变到以质量提升为特征的内涵式发展上来。　　

　　●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与国际顶尖大学的深厚积淀相比，我们在学术大师、原始创新、办学资源等方面仍有较大差距，教育质量的进一步提高仍然面临着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瞿振元：不改革教学内容、不创新教学方法，所谓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没有太大意义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广大教师的主动、自觉参与。　　

　　●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姜沛民：只有面向世界，以国际一流大学为参照系，才能有忧患意识、改革意识和超越意识。　　

　　●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撬动整个地球”，教育综合改革的支点，应当放在公办学校的放权、搞活上。

　　教育综合改革，既要顶层设计又需“摸着石头过河”

　　回首过往，35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我国教育事业一路猛进，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其中最深厚的动力就来自坚持不懈的改革创新。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召开过四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每一次都把推进教育改革作为战略任务，都对教育改革做出战略部署，都给教育事业带来突破性进展。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教育事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也面临着深层次的体制制约和矛盾障碍，新的发展突破呼唤着新一轮的改革开放。

　　“高等教育作为科技第一资源和人才第一力量有机结合的战略高地，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领域，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支点。当前，我国人口、土地、资源等传统发展优势逐渐减退，能否尽快培育其科技、人才、创新等新兴发展优势，事关转变发展方式的成败，事关我国现代化建设‘下半场’的成败。”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说。

　　“与国际顶尖大学的深厚积淀相比，我们在学术大师、原始创新、办学资源等方面仍有较大差距，教育质量的进一步提高仍然面临着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指出，“面对全球范围内日益激烈的人才、科技、文化竞争和综合国力较量，面对国家和人民对高等学校加快改革、加速发展的殷切期望，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时不我待。”

　　“当前改革的重点，还是在于‘接地气’，要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来真正解决改革中的具体问题。毕竟，我们提出的大概念、大理念已经很多了，如何解决实际问题是当务之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瞿振元认为，“这就要求我们在改革的过程中，重心下移，防止领导高明论，回到群众本位论，既要顶层设计，又要承认群众的首创精神，将提高教育质量真正落实到老师和课堂上，反映在具体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中。”

　　被采访的几位教育管理者认为，全面深化改革，既是涉及教育发展全局的改革，又是一场既触及灵魂、又触及利益的深刻变革。为此，教育系统应以触及灵魂的思想高度深刻认识世情、国情、校情变化催发的改革要求，以触及利益的行动力度大胆推进发展方式、办学模式、体制机制等各方面的改革创新。

人才培养模式，单靠学校无法面对“钱学森之问”

　　教育，育人为本。教育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是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姜沛民认为，“应当立足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新期待，认真研究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新趋势、新潮流，直面国际化和信息化的深刻变革，全面创新课程结构和教育组织方式，进一步更新教育观念，创新教育体制，调整教育内容，拓宽知识基础，突出实践能力。”

　　对此，有着多年一线教学经验的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深有感触。“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一个“钱学森之问”，引发了千百万人的深思。其实，单纯靠学校，是很难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的。因为，杰出人才的培养并不完全是在学校里完成的。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教育于此肩负着很大的责任。在企业里，管理者是很讲究流程的，流程决定结果。可是，看一看我们的学校教育，一方面，我们对令人兴奋的结果充满期待，另一方面，对人才培养模式的调整却十分有限。

　　李希贵认为，当下的中小学教育，两亿多中小学生在一个学制、一个课程、一种评价模式、一个高考制度下齐步迈进。如果未来依然用“一刀切”的思维方式办学，以相同的育人模式管理学校，教育将永远难以面对“钱学森之问”。

　　对此，瞿振元也深有同感：长期以来，教育教学方法的落后和陈旧是我国高校教学改革中的一个顽疾。一方面，我们天天在呼吁深化教育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另一方面，教师依旧是老样子，也许“一块黑板一支笔，一人从头讲到底”的传统“填鸭式”教学方式不多见了，但是把“黑板”换成“白板”，把多媒体作为“机灌工具”的新的“填鸭式”教学方式更值得我们警觉！不改革教学内容、不创新教学方法，所谓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没有太大意义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广大教师的主动、自觉参与。缺少广大一线教师主动自觉参与的教学改革，注定不会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办学体制改革，应以转变发展方式为“总开关”

　　办学体制改革和管理体制改革是教育改革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教育资源利用率的有效途径。

　　北大、清华作为高校改革的先行者，都提出了明确的改革方向与思路。朱善璐介绍，北京大学要切实把学校办学从以规模扩张为特征的外延式发展转变到以质量提升为特征的内涵式发展上来。要以教书育人模式创新和治理结构与方式创新为重点推进大学的改革。以聚焦育人为根本原则，坚决扭转重科研轻教学、重学科轻育人的评价导向和制度设计。以调整、优化结构为突破口，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特色化发展战略。

　　陈吉宁介绍，清华大学将紧紧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要调整优化学科布局，突破制约学校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大力推进人事制度、治理结构、教研模式、资源配置等综合改革，正确处理大学、政府、社会关系，切实解决教育、科技与经济脱节问题，尽快建立完善依法自主办学、保障学术民主、权责明确一致、管理科学高效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

　　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姜沛民认为，“要以大学章程为抓手，深入探索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学校的关系，在强化政府统筹指导和宏观管理的同时，进一步赋予大学自我完善、自我约束、自主发展的办学自主权；进一步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调动起广大教师投身改革的积极性。”

　　而谈及办学体制改革，李希贵则不无忧虑：扩大办学自主权已喊了多年，但经过多年努力，并没有达到预期的进展。调整政校关系，建设现代学校制度，我们也说了不少，但事实仍让我们很苦恼。为什么？在体制不变的情况下，任何改革都很难解掉身上的枷锁。一个地区，一所学校，如果能够首先在办学主体上打主意，其余的改革将势如破竹。

　　“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撬动整个地球。”李希贵强调，“教育综合改革的支点、切入点应当放在公办学校的放权、搞活上。各地可从实际出发，开展公办学校联合办学、委托管理等试验，探索多种形式，提高办学水平。如果我们能够在公办学校办学主体上多想想办法，出台更多更好的政策，鼓励更多的个人和团体承办公办学校，可能会有关键性的突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重大部署，其中围绕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总体要求，明确了教育改革的攻坚方向和重点举措，对于促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决定》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直面现代化建设需要解决的体制机制问题，回应广大人民群众关切和期盼，在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方面把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摆在突出位置，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党和人民事业全局高度，加快社会事业改革创新、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政治决心和战略考虑。

（一）改革是新时期教育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回顾改革开放35年的辉煌历程，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高瞻远瞩地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重要方针，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坚定不移推进教育改革。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强调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发布面向新世纪的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努力构建充满生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出战略部署，特别是2010年发布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努力推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往开来，形成了全党全社会关心支持教育改革发展的良好局面，我国人才培养体制、考试招生制度、现代学校制度、办学体制、管理体制等多方面改革正在向纵深推进。我国教育快速发展，从人口大国转变成为人力资源大国，正在向人力资源强国进军，这完全得益于持续深化的教育改革所注入的活力动力。

（二）教育改革是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社会发展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教育也深度融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大潮之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布局中，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密切联系。按照《决定》关于“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的新部署和“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新要求，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不仅要破除制约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促进教育体系自身完善，而且要与各项改革事业相互配合、协同攻关，为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

（三）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是满足人民群众对多样化高质量教育需求的可靠保障

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世纪之初的1000美元上升到目前的6000美元以上，社会开始由生存型消费进入发展型消费阶段，广大人民群众对通过接受良好教育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发展能力、改善生活质量，以及更好服务国家社会的愿望愈加迫切，也更为多样化。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就是要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依归，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为主线，以改进政府教育管理方式、激发释放学校办学活力、构建全民终身学习体系为重点，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对多样化高质量教育的现实需求。

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攻坚方向和重点举措

教育要发展，根本靠改革。《决定》关于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新部署新要求，集中反映了今后教育领域以改革推动发展、提高质量、促进公平、增强活力的总体思路，也明确提出了今后工作的攻坚方向和重点举措。

（一）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必须坚持立德树人基本导向

如果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那么，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之魂。《决定》明确提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形成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活动的有效形式和长效机制，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字里行间深深寄托着对青少年一代的殷切期望。我们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进程中，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赋予立德树人以深刻理论内涵和全新时代特征，意义非常深远。今后教育领域的所有改革，都必须坚持立德树人基本导向，始终高度重视教育和帮助学生打牢共同思想基础、端正政治立场和前进方向、砥砺品德陶冶情操、激发历史责任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将个人成长成才与投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紧密相连。

坚持立德树人基本导向，本质要求是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尽力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用之才，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决定》要求强化体育课和课外锻炼，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体魄强健，改进美育教学，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要求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实行公办学校标准化建设和校长教师交流轮岗，不设重点学校重点班，破解择校难题，标本兼治减轻学生课业负担。这就是要把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宏观政策要求细化为学校教育的具体安排，把中小学生尤其是小学生从过重课业负担下解放出来，使其腾出更多时间探究思考、加强锻炼、了解社会、参与实践。

坚持立德树人基本导向，必须积极为多样化、个性化、创新型人才成长提供良好环境和机制。《决定》强调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创新高校人才培养机制，促进高校办出特色争创一流，以及推进学前教育和特殊教育改革发展，清晰表明了我们党关于促进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学有所成、学有所用的政策基点。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必然要在更新教育观念、理顺结构体系、创新培养模式、加强能力建设、推动内涵发展上下功夫，全面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的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教育体制机制，尽快办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

（二）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必须有利于促进公平提高质量

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要以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为着力点，加大攻坚力度，力求取得突破性进展。

考试招生制度就是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决定》明确了“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的运行机制”的改革方向，着眼于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提出坚持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试行学区制和九年一贯对口招生；推行初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加快推进职业院校分类招考或注册入学；逐步推行普通高校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探索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试行普通高校、高职院校、成人高校之间学分转换，拓宽终身学习通道。相信这一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再跟进系列配套政策，将是我国教育考试招生制度系统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改革，将显著扭转应试教育倾向，更加有利于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科学选拔人才、维护社会公平，彰显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终身学习、人人成才的理念，为亿万学生提供多样化的学习选择和成长途径，搭建符合基本国情的人才成长“立交桥”。

促进教育公平，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下教育公益性普惠性的必然要求。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条件下，我国城乡、区域教育发展还不平衡，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滞后状况有待改变。对此，《决定》在部署深化教育领域改革时强调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构建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的有效机制，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促进教育公平，需要循序渐进和制度创新，既要把促进公民受教育机会公平摆在突出位置，又要善用政策手段促进公共教育资源配置公平，还要更加重视促进教育制度规则公平。这些都将是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着力点。

（三）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必须构建政府、学校、社会新型关系

按照党的十八大精神，《决定》专门就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进行具体部署。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进一步简政放权，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特别是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建立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等等，都是亮点，必将为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创造良好外部环境。《决定》还提炼出教育管理和办学体制改革要点，大的方向就是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

“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强化国家教育督导，委托社会组织开展教育评估监测。”《决定》提出的系列改革举措，关键在于推进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通过建立“管办评分离”制度，明确各级政府责任，推进学校分类管理，规范学校办学行为，发挥社会参与作用，形成政事分开、权责明确、统筹协调、规范有序的教育管理体制。政府将更多运用法规、规划、标准、政策、公共财政、信息服务等手段，引导和支持学校发展。

“健全政府补贴、政府购买服务、助学贷款、基金奖励、捐资激励等制度，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决定》提出的极具创新性的政策要求，就是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健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办学主体多元、办学形式多样、充满生机活力的办学体制，要求各级政府因地制宜采取多样化政策措施，引导社会资金以多种方式进入教育领域，支持民办教育事业发展，并积极鼓励行业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公办学校办学，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体、全社会积极参与、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共同发展的格局。

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保障措施和行动路径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教育系统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继续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的新阶段，对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来说也是难得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一定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关于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抓住历史性机遇，统筹安排改革保障措施，坚定不移实现中央改革决策部署。

（一）进一步凝聚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共识

我国改革开放35年的经验表明，任何成功的改革都是上下左右通力合作、紧密配合，都是群众广泛参与、集体同心攻坚的结果。我们要把《决定》精神落到实处，必须科学分析、深刻认识当前教育体制机制积弊，尽快克服改革动力不足、缺乏有效措施手段、不敢或不愿打破常规的想法和做法，在各级政府、教育系统和社会各界中凝聚起改革的高度共识，形成深化教育改革的强大合力。按照中央的要求，凡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教育领域综合改革重大政策举措，一定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改革力度、发展速度、社会可承受程度的统一。除完善专家咨询机制、注重配套政策措施到位等环节外，更重要的是从制度层面提高教育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水平，要求在重大教育改革实施前进行合法性审查和风险评估，根据需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在改革实施中加强检查监督和定期评估，对于出现的问题及时进行妥善处理及动态调整，避免产生大的偏差，并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确保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行使顺畅，为重大教育改革付诸实施创造更加有利的环境。

（二）不断完善上下联动、各方协同创新的改革推进机制

改革是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如何避免改革的碎片化是包括教育系统在内的各地区各部门都要直面的问题。《决定》强调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并对各级领导班子和基层组织提出了明确要求。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在不同部门之间会有一定的职能交叉和需要协调的关系。围绕《决定》所布置的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各项重点任务，要在国家层面制定指导性意见，注意加强部委之间的政策协调，逐项明确本届政府任期内重大教育改革清单。地方要以加强本级教育统筹为重点，制定综合改革方案，落实国家重大教育改革任务，体现省域教育改革特征，重在解决本地的实际问题。国家建立鼓励支持改革激励机制，对改革成效显著的地区和学校，在资源配置、权力下放等方面给予更多倾斜支持。

（三）继续坚持系统设计、整体推进、重点突破、试点先行的改革路径

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必须立足基本国情、坚持全国一盘棋，但决不能“一刀切”。根据《决定》总结的“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的改革重要经验，要继续沿着系统设计、整体推进、重点突破、试点先行的改革路径，按照《决定》提出的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任务以及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的时间表，对国家和各地的教育改革试点进行整体评估，形成新的改革方案，加强统筹，多措并举，以点带面，扎实推进。